2012考研历史学之中国古代史--汉初三大难题
汉朝与秦朝有着很大不同，与先前的王国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建立起来的王朝。诸如萧何、张良、韩信、樊哙、曹参、陈平、英布等等，几乎都是出身于草莽和下级官吏中，而帝国的首脑刘邦更被后人认为是不学无术的无赖。同时，在汉之前可供借鉴的大一统王朝也只有秦朝。因此，汉承秦制就成了一种必然。
当然，在承袭秦制的过程中，汉朝对秦制还是有所损益的。其中的一大变化便是对郡县制的改造，将纯粹的郡县制改为郡国并行制——关于这一点，汉朝大致是接纳了淳于越的观点，认为秦朝所以如此迅速的覆灭，是没有实行分封。
大一统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推行分封显然是违逆历史大势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封就没有存在的市场。事实上，汉初将郡县制和分封制结合起来实施，是一大创举。经过灭秦战争和楚汉战争后的汉朝是非常虚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想要实行全面的中央集权，几乎是很难做到的。
汉朝初年，刘邦分封的主要是异姓王，随后一一翦除。封异姓王并非刘邦本意，只因当时的汉朝不过是类似夏商一样的联盟部落首脑，并不真正具有中央权威，即使刘邦不封那些异姓王，结果只会导致那些异姓王自立，从而引发新的战争。所谓分封，不过是缓兵之计，待到时机成熟，必然要翦除。
异姓王被消灭之后，刘邦与诸大臣杀白马立誓，非刘姓不得为王，开始大规模分封刘氏子弟为王，巩固汉朝的统治。这一举措在文景武三朝都先后引发过叛乱，可说积弊甚深。但是就当时的局势来说，实施分封则是政治的必需。汉初功臣多以武功建功，朝中上下，大小官员，也多武将出身。而当时尚未形成北宋以后有效的分化地方权力的措施，一旦将这些人安置到地方，成为拥有行政、军事、司法、财政大权的首脑，很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中央将无可制衡。因此为了巩固刘氏江山，也为了国家的稳定，则必然要求刘邦建立一个拱卫刘氏江山的圈子，这个圈子就是以他的子侄为主的藩王。这些藩王掌控一方财政军大权，有效的威慑了地方，使得汉初地方不敢轻易发动叛乱，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
在中央汉朝则继续推行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但是，因为政权取得的方法不一样，皇室对于三公九卿的控制力也不一样。秦朝的前身乃是秦国，立国已久，三公九卿不过是皇家聘用的办事人员，任何时候，三公都不大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所以赵高可以在秦二世的授意下，轻易将李斯陷入大牢，而不必考虑后果。汉朝则不一样，萧何之流基本上都是刘邦一起建立江山的，在朝在野均具有十分的威望，作为一国丞相具备了很大的权力，方有三公与皇帝，坐而论道。
因此，在内政方面，汉朝后来的皇帝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才能巩固皇帝的权威。即削藩和收权。
在外交上，汉朝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人的侵扰。
匈奴问题并不是在汉朝才有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其中，秦国、赵国、燕国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都先后修筑长城，后来的秦长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不过，这一时期的匈奴问题并不严重，中原王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匈奴问题。宣太后时期，与甘泉宫诱杀义渠王；赵国李牧一举击溃匈奴军十余万，如此等等，都是对匈奴的沉重打击。后来秦朝建国，又派大将军蒙恬率军三十万远击匈奴，迫使匈奴不敢南下。
及至灭秦战争爆发，负责守卫边疆的蒙恬大军，被王翦之子王离带回中原，参与了矩鹿之战，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中国的北疆因此空虚。在这样良好的时机里，匈奴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君王——冒顿单于。
冒顿杀了他的父亲头曼，废除了民选制，自立为单于，从此之后，匈奴不仅仅是族名，也是国名。一个可怕而凶悍的民族自此诞生。中原文明开始遭到匈奴国强有力的威胁。
冒顿一生在位二十五年，有精兵三十余万，南并娄烦、白羊，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北服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而后老上单于继冒顿之后，又从伊犁河流域驱逐月氏、乌孙徙居伊犁河流域，实为匈奴属国，又役属西域城廓诸国。于是匈奴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北部草原游牧各部中，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
匈奴国在北方的统一，与秦王朝在南方的统一，可说是各有特点，但是都是民族的形成和融合，故无论其手段如何，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来说都是积极的。
匈奴的人口有多少，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从‘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从匈奴的兵制为寓兵于牧来分析，估计其总人口约在150万至200万”。
匈奴人在经济上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以狩猎为辅。政治上则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制度。其最高统治者为单于，全称为“撑梨孤涂单于”。“撑梨”意为天，“孤涂”意为子，“单于”意为广大之貌。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日逐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骑，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公元前201年，汉以韩王信材武，徙王太原郡31县，都晋阳以备匈奴。冒顿围攻韩王信，韩王信投降。次年，刘邦亲自率兵攻打匈奴，结果中匈奴之计，刘邦被围平城白登。足足七日，幸得陈平之计，方才得脱。
此战之败，汉朝不再以武力与匈奴对抗，而是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汉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并非汉朝不想以军事力量对抗，而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战争的消耗。
与匈奴人作战，汉朝最大的问题在于马匹不足，骑兵不强。匈奴人逐水草而生，骑马射箭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技能，一旦发生战争，民即兵，兵即民，同时，久居草原的他们，早已习惯了游牧生活，纵使在战争中，也不必依赖于庞大的后勤集团。汉朝建国之初，马匹奇缺，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王公大臣只能靠乘牛车上下朝。士卒也基本以步兵为主，且须依赖庞大的后勤集团，才可能打大规模的战斗。这样的军队与机动性极强的骑兵相比，是不可能有优势的。因此，汉朝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以求得暂时的平安。
不过，和亲政策所以可以奏效，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匈奴相对汉朝虽然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并不具备大规模侵略汉朝的实力。因此汉朝和匈奴之间，才可能维持一种相对的平衡。这一点与宋与辽国结下澶援之盟有些相似。以此来看，军事手段并非处理民族矛盾的唯一手段，和平手段有时候更有利于经济之发展。只是当时并没国际法惯例，“和平”手段乃是建立在军事压力之下的，而非自主自愿之选择，故这种“和平”必然不能长久。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初建国伊始，便给后世留下了三大难题。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争权，如何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建立中央的权威，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
第二，皇权和相权的争夺，如何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减少权臣干政的可能性，保证皇帝的权威；
第三，匈奴和汉朝之间的民族冲突，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维护汉王朝的稳定统治。
吕后死后，文帝即位，而后有景帝、武帝，这三个皇帝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措施，以解决这三大难题，并且因为解决这三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制度上的创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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