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考研历史学--历史概论：我们应关注什么？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它大概始于公元前2070年。由此来推算中国的文明史，大约为4079年。但是历史上关于夏朝的记载实在不多，可供佐证的历史遗迹也聊聊无几。1959年，徐旭先生在豫西发现了传说中的“夏墟”，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一系列的遗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经过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大约存在于公元前1900年，属于夏纪范围内。不过，这并不能十分肯定的证明夏王朝确实存在，二里头文化就属于夏文化。
关于中国，较为真实可信的历史，大概始于商朝。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若以此为标准，中国文明史便平白少了四百余年。所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仿佛中国文化中称皇帝为“万岁”，几层的糕点被叫作“千层糕”一般，或多或少的掺杂了些拔高——夸张而成就的博大正是中国人的习惯作法之一。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才能够几千年来沉溺于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美梦中。直到轰轰的炮声，炸开中国大门时，我们仍不能立刻警觉，尚以为那是冲向中国上空的美丽礼花。
十九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了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旨在自强求富，但是仍旧坚持国本不可动摇，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到被我们称之为倭人的日本国驾着他们的铁甲舰船驰往大清帝国，以轰轰炮声震动中国人的心灵时，我们才突然发现，“自强求富”了三十年的大改革，竟然只是一场梦幻。看似高大宏伟的改革大厦，却经不起轻轻的一推。
经济层面的改革，政治层面的保守，让一切努力都如梦幻泡影一般。直到此刻，中国人才开始认真反思，我们的文化是否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完美无缺。中国真得是世界的中心吗？于是有了维新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初期，大谈科学和民主，中国文化经历了中国史上第一次的全面溃退，几乎是以一溃千里的速度，被人们否定。甚至“汉字”本身也成了中国滞后于世界的一大流毒。这毫无疑问是另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产生，也正是中国文化下中国人特有心理导致的结果。这就像一个曾经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大人物，突然被击倒时的自卑和失落，从极盛到极衰，彻底失去了信心。
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将当今国际争端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尚无法做出最终的定论——但至少911事件的爆发，证明“文明冲突”理论的某些正确性。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将“儒家文明”列为当今世界存在的七到八种文明之一（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而儒家文明的代表国家就是中国。可见，在亨廷顿眼中，中国文明非但不是一无所取，还拥有强大的足可以引起冲突的生命力。以文明来研究历史和看待国际问题的不止亨廷顿，在他之前，已经有人以此方法研究历史。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世界上存在八个独立的文化，即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古典、伊斯兰、西方和墨西哥。他用的是“文化”的概念，亨廷顿则强调“文明”，暂不讨论“文化”和“文明”的差别，先看看二者在划分文明或文化时援引的类型。西方文明大致可以与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个重叠——西方文明，可以算作基督教文明，古典文化则主要是希腊、罗马文化，但这些文化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即使已经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也不能抹去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子。埃及文化与阿拉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拉美则可以对应墨西哥。东正教可以与西方重叠，日本文明也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的衍生。另一位学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将人类数千年文明分为二十六个或独立或有着亲子关系的文明，其中包括了西方基督教文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显然，汤因比也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希腊——中国模式可能是最理想的国家模式。足见其对中国文明的重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前，我们对自身的文明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导致了此后百余年的挣扎、失落、彷徨和无助；二十世纪后，我们对自身文明的过度贬低，则将我们带入了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的后果仍然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汉武帝时代确立了中国的官方哲学思想，即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不仅仅是政府的思想，同时也成了民众的思想。但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已经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家思想。为了适应中央改革需要，董仲舒对儒家思想作了加工，形成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儒家的礼治思想自然可以从中反应，但三纲五常则来自于法家。天人感应，上天示警于君王，则有阴阳家的味道。可以说，新的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大综合性的再创造。这种杂合各家思想，取其精华的想法，其实早在秦王政时代便初见端倪——《吕氏春秋》的编著，正体现了这一想法。
因此，我们在看待儒家文明或儒家文化圈时，不能仅仅将之定义为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而应该将之看作中国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
那么，“文化”、“文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文”与“化”的并联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易传。《易·贲卦》的《象传》说：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含义，大致便是“以文教化”。照此含义来看，文化的倾向性应该是在内在的精神之上。
那么，什么是文明呢？当我们谈及四大文明古国之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或者是印度的佛教圣哲，能够引发我们联想的应该是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由这种联想，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所谓文明，更多是倾向于外在的物质之上。
不过，这二者常常被混用，恰恰又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二者不是截然对立和分开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从根子里看，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的联系。
由于“文化”和“文明”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个层次，那么所谓一国的历史，大可以叫作一国的文化史或文明史。因此，中国历史，从广义的角度说，也可以被称作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文明史。
中国人热衷于记述自己的历史，相信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本国历史的追溯和记载都不如中国详尽。两千多年的修史传统里，中国历史也因编写方法的不同，形成了若干种类。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大概是用得最多的。
而今编史，则多半是将编年和纪事本末结合在一起，以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和使我们可以清晰得了解历史。
然而，我们在读史时，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个问题是修史的目的何在？是为了追忆曾经的伟大和辉煌，还是为了从曾经的辉煌或失落中，找到一些对今天社会的启发？假使，我们研究历史，只是为了沉醉于昔日的辉煌，或者仅仅作为一种乐趣，那么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历史，则没有必要了。如果我们细心品味生活，品读历史，我们将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今天的世界里经历着昨天发生过的事情。
历史，永远无法向天文学一样预测76年后，哈雷彗星将重返我们的星空；也永远无法像气象学一样，告诉我们厄尔尼诺将会出现在何年何地。然而，它却可以从昨天的故事里告诉我们明天会发生的事情。
也许，我们并不能改变命运的模式，但是我们却可以尽可能避免命运不幸的发生。当我们知道一种模式的命运结局是悲惨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避开，走一种新的模式。即使历史没有告诉我们明天的命运如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历史中了解，哪些命运的模式是失败的，至少我们可以不必重复昨天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哪一种命运模式，我们可以重复进行，并从中获得有益于自身的发展。
当然，历史终究是历史，昨天播放过的电影将在明天重播，但是因为播放时间、播放地点、导演、演员的改变，即使同样的剧本，也将会出现不完全相同的故事。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历史，但不必拘泥于历史，有些事，我们需要铭记，有些事，我们只需要能够偶尔想起。完全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被发现的，但是宏观的大历史是可以被发现的。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宏观的大历史，是存在于大历史中的文明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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