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考研历史学之中国古代史--秦汉时代的经济
秦汉时期，中国始为大一统之国家，中国经济也开始呈现出大一统的特点。中国历史向来是治乱相交的。统一谓之“治”，分裂谓之“乱”。秦汉时期，则可算中国第一个治世。然而，所谓治世，仅从政治角度考虑，若从经济角度考虑，则未必尽然。因为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大一统之国家则益发趋于政治上的专制，而政治上的专制，则容易诱发经济上的专制，如此一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限制，走向经济上的统制。
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政策乃是重农抑商。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使用的都是商业手段，此即《韩非子》所云：‘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事实上，统一前秦之先公先王多为重商，‘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开始了真正的重农抑商，于琅琊刻石云：“上农除末”。其后，汉高祖亦复如是。于是，弥漫于战国时代的重商，变成了重农。不过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
“自西周至汉武初年，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大致上是和第10世纪到现代，西欧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就西欧而言，900——1300年为封建制度或庄园经济；1300——1500年为灰暗时代或过渡时期；1500——1750年为重商主义；1750——1780年为重农学派领导风骚时期；1780年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的西周，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春秋是过渡时期；战国是重商主义；秦始皇与汉高祖推行重农或农本主义；汉惠帝起至文景之治，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但汉武帝推行国营等统制经济手段后，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即被扼杀，而几成绝响。”（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汉高祖时初建国时，原本推行的是重农抑商之策，这应该也是汉承秦制的一个方面。然而，因为汉初时，封建制和郡县制相结合，导致中央政权受到地方政权的威胁。当时，天子直辖的郡县只有十五个，而各王国，比较大的，往往有五六个郡。久而久之，必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为了抑制地方政权，加强中央集权。中央王朝不得不改变国策，改重农为重商，从而发展自身的实力，争取到民心。而地方诸侯为了与中央对抗，则也须大力发展商业，实行“铜盐故，百姓无赋”等策略，从而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这种竞争虽然主观上是中央与地方的对抗，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短暂萌芽，不能不说是竞争之利。
直到汉景帝时，七王之乱被平定，再到汉武帝时，推行推恩令，封建对中央的威胁方才渐趋于无。另外，为了对匈奴的作战，汉武帝又不得不想法设法扩大政府财源，遂实行多种统制经济手段，争利于民，资本主义萌芽遂被扼杀。
汉武帝时期统制经济手段之一便是“盐铁专卖”。
“经济的基本问题，乃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产品如何分配？经济制度是系于这些问题如何决定：若是完全决定于市场机能，则是自由经济，若是完全决定于中央政府的计划单位，则是统制经济。”（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自古以来，不存在纯粹的自由经济或统制经济，这两种经济总是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所不同的只是哪种经济更为主导。
无为而治下的经济往往是趋于自由经济的，一旦政府加大对经济的控制，便是统制经济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救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司马迁：《史记》）
这便是汉武帝时期实施的盐铁专卖、均输和平准公营，除平准只限于京师外，其他则遍及地方。
盐铁专卖是汉武帝拓宽财源的一个方法，然而对人民来说，此举并无利益。盐铁乃是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此等物品关系到民生大计，对一国之政治稳定颇有影响，收归官营，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武帝盐铁专卖的政策却有诸多弊端。盐铁未专卖之前，盐价不高，铁器精良。究其原因，只因存在竞争，商人为求建立信誉，扩大利益，则必定以质量为本，又不会让价格抬得过高，并且可以为农民提供赊欠，于民大有利益。盐铁一旦收归国有，则用垄断的方法强行消除了竞争，价格也相应提高，导致人民购买到的盐铁价高质低，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从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因盐铁收归官营，人民失去了从事此业的机会，正常的商业机制被破坏。
所谓“均输”，方法有二：
第一，对于距京师比较远的地方。人民需要缴纳的实物赋税不再直接缴纳，而是按照当地物价最贵时商人贩卖的零售价，把人民要缴纳的实物赋税折合成钱或帛，交由官员在京师重新购买实物，再缴纳给中央，免除了运输的费用；
第二，对于距京师比较近的地方，仍然要求人民缴纳实物赋税，但是由当地人民运输到通往京师方向的邻境，邻境人民再加上其本身的输纳之实物，朝同一方向，运往其邻境，作接力运输，以运到中央。
所谓“平准”，即中央政府主管财政的大农诸官，既可拥有折为代金“货”币，又拥有充当赋税之实“物”，故可可于京师“坐市列肆”，“贵即买之，贱则卖之”，以维持物价之稳定。
“均输与平准相辅相成，再加上盐铁专卖，就把整个国家建立了一个由地方到中央的统制经济。”（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按照，桑弘羊的设计，试图通过这些做法，达到“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
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实际操作起来则是另一种效果。盐铁之弊已经说过，而均输之法的弊端则在于：一、由于人民是按照零售价的最高价来计算应缴纳的赋税实物，因此导致人民事实上缴纳的实物是多余应缴纳的实物，人民的负担无形中加大；二、邻境在帮助上一地的人民运输时，除了承担实物赋税外，还承担了运输的劳务，负担又加大了。
而平准之法，表面看来似乎可以平抑物价，但是由于平准机构是在京师，很可能于物贱时派员到各地收购，导致物价上涨，并诱发富商囤积。因此平准未必有平准之利。
除了盐铁专卖，还有对酒的专卖。
至王莽改制，其六筦（盐铁专卖，铸钱专权，对山泽产物征税，五均赊贷）使得经济统制达到了极点。
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本质上是为了与民争利，扩大税赋。这些政策也非完全不可取，时至今日，一些相类似的政策仍在实施推行。然而，因为目的不同，同样的政策，具体实施起来则大有差异。
均输法乃是针对赋税而实施的，秦汉时期的赋役制度主要有田赋、力役、人头税和杂税。
关于秦代的赋役，史书上没有翔实记载，仅可通过史料推测，秦汉的赋役是比较重的。
汉高祖时，田租大为降低，“什伍而税一”，景帝时，再降为“三十而税一”，并成为定判。至光武帝时，为了筹措军费，又恢复到了什一之税。不过，建武六年，则又恢复到了“三十税一”。
我国古代的赋税主要以田赋为主，但是秦始皇却舍地而税人，即被称之为口赋。汉代的人头税被称之为算赋，始于高祖四年。
这种“算赋”，是课征劳动人口的人头税，对于幼童所征的人头税则称“口赋”。口赋钱始于汉武帝以前，对七岁至十四岁童子每人征收20钱，武帝时增加3钱作军费。除算赋和口赋之外，还有一种更赋，就是“践更”与“过更”，成年男子很可能接受每年在当地服役一月的义务，而毋须付出2000钱的“践更”，但是却不会往返跋涉至边疆每年服役三天，而须付出“过更”钱300——这便是更赋。此外还有户税，亦类似人头税。
除此之外，秦汉还有杂税，这种杂税多为农业以外之职业或产品的负担。诸如盐铁税、渔税、市税、工税、酒稅等。
与赋役制度相关的乃是户籍制度。
汉高祖于四年“八月，初为算赋”，所以两汉每年均于八月调查人口，称为“算人”或“案比”。当时户籍称为“名数”，又简称“名”或“数”。清算人口，编户齐民，户籍制度的推行，对于国家征税是大有裨益的。但是，户籍制度对人身自由的束缚却是千古遗害。
自从户籍制度在中国的推行，至少带给人民两大不自由：
其一，迁徙的自由；其二，不迁徙的自由。
失去迁徙的自由，比较容易理解。
至于说不迁徙的自由，秦汉时候，中央政权为了达到“强干弱枝”和“移民实边”的目的，往往会大规模迁徙人民，例如，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后，即迁徙天下富豪于咸阳12万户。武帝时，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10万口。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民被束缚在了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在古代，中国人的主要职业是农民，因编户齐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尚情有可原。至于现在，户籍制度依旧大行于世，只怕未必符合时宜。
提到户籍制度，则涉及到一个人口问题和治乱问题。根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人口最高峰曾达到2500万人。到了汉初，这一数字锐减到880万。事实上，文景之治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无为而治的后果，更是因为汉初人口仅880万，人地矛盾大为降低。
中国古代总是治乱相交替的，固然有政治腐败、外敌入侵等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人口数量的变化乃是治乱交替的一大要素。
大一统的中国往往容易重农抑商——因为农业社会易于稳定，商业社会易于流动；农业社会是静态的，商业社会是动态的。一个稳定的、静态的农业社会自然要比一个流动的、动态的商业社会更易于管理。因此越是大一统的时代，越是大的国家，则越易于选择农业社会，趋于重农抑商。这样政府才能够长久。而重农抑商，所抑制的不仅仅是商业，这个商业还包括手工业。因此，技术就很难改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无法突破的循环怪圈：
土地面积基本上是不变的，而人口数量是不停增长的，那么土地和人口之间就存在一个不可突破的矛盾，这也是井田制瓦解的原因。
要想突破这个矛盾，只有三个方法：
第一，尽可能的扩大土地面积；第二，通过技术提高，增长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第三，实行计划生育，使得人口与土地比例协调。
第一和第二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而第三种方法虽然可以治本，但是古人还无法接受这样的思想，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更何况，在古代，通过前两个法子提高粮食产量的效率都不高。
如此一来，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以算术级增长，矛盾便会日渐突出，等到了不可调和阶段时，则必有乱世产生。汉初人口仅880万，等到了公元2年，人口数达到了近6000万。此时爆发大乱，人口锐减，至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人口仅两千余万。等到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人口数又激增到了5000万，终于导致黄巾之乱，遂裂为三国。
简而言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治乱相交，乃是人口、技术、土地之间不可调和矛盾所引发的必然结果。
秦汉时期，既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创制时期，也是经济制度的创制时期。秦朝的建立，为后世王朝提供了一个可供改造的政治模式。而秦汉的货币制度，也为后世确立了一种规范，从更细处说，则是汉武帝时的创制。
秦朝的钱币有两种，一种是黄金，一种是半两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铁”，意在准许人民铸造钱币。吕后二年，行八铢钱，以整理钱政，可能同时颁布钱律，禁止人民私铸。到了文帝五年，“除钱律，民得铸钱”，即意味着人民又可以私自铸钱了。不过文帝对此有规定“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最黥”。不过，因为铸钱利厚，虽有规定，依旧是钱法混乱。到景帝时，铸币权再次被收回。
汉武帝时，始铸五铢钱。
在中国货币史之中，汉武帝是罪人，亦是功臣。说他是功臣，是他于元鼎四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真工大奸巧乃为盗之”。这段记载，说明汉武帝建立了近似一千多年以后全值货币的规则，那就是：（1）铸币机为政府独占；（2）政府收购铸钱材料；（3）使钱币面值与其实际价值相同。这一制度大致为后代所遵循。（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说他是罪人，乃是他不仅使币值紊乱，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制造真正通货膨胀的第一人。
汉武帝虽然曾导致了货币膨胀，但是终究在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套健全的币值制度。王莽改制却因其复古癖，破坏了业已上轨道的币值，使币值达到史无前例的混乱。他更改武帝以来的五铢钱币制，即于五铢钱外，另铸值五十的大钱，以刀形的两种高面值通货：一为值五百的契刀；一为值五千的错刀。错刀虽用铜铸，但其面上“一刀直五千”五字，是用黄金铸，且因其贵重，“四方或用金或用桃着革带佩之”，佩上有文曰“正月刚卯”，表示是该日作佩，民间乃习称此类金刀为“卯金刀”。由于此三字可构成“刘”字，王莽忌之，故于受禅后，将此二刀币废除，亦废除五铢钱，以免“人心思汉”，随后重建币制，共有金、银、鬼、贝、钱、布六名二十八品。此等币值，将货币发展史上所有的钱币一次性出现，纯属超时空妄想。
光武中兴后，重铸五铢钱。
秦汉经济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总体而言，秦汉时代的经济颇多得失。就所得而言，秦汉时代乃是中国的第一个大一统时代，因此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种种制度都是初创，固然颇多创新，然亦多经验上的不足。财经制度的创立，农业技术的提高，文化的发展，币制的健全都可以看作秦汉经济之所得。但是，因政治一统而导致的经济统制，从而使政府开始与民争利。另外，由于政府为了巩固自身之稳定，推行重农抑商，不利于经济之成长。户籍制度对人身的限制，更是流毒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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