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国际收支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外汇储备上下波动属于正常现象。无论是以绝对金额还是各种充足性指标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都是充裕的。同时，我国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强，美联储加息不会改变我国国际收支中长期保持基本平衡的格局。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规模上下波动可能成为新常态。

  外汇储备规模下降受多种因素影响

  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33万亿美元，较2014年末下降5127亿美元。

  在解释外汇储备下降的原因时，王春英表示，影响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因素比较多，既包括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操作，也包括外汇储备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汇率变化以及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的资金运用等。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使得外汇储备账面价值减少逾千亿美元，这不同于实际的外汇从外汇储备中流出。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因外汇市场供求买卖形成的外汇储备资产累计下降2272亿美元，而同期外汇储备账面余额减少3289亿美元，这意味着汇率折算等估值因素导致外汇储备账面价值减少1017亿美元。

  王春英解释称，由于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计量货币，其他各种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将导致外汇储备规模变化。例如，2015年美元指数上涨9%，使得外汇储备中的欧元等非美元资产折算成美元时，就会出现美元计价规模的下降。

  二是我国企业等主体优化境内本外币资产负债结构，增持外汇存款、偿还外汇贷款。2015年，我国企业、个人外汇存款分别增加249亿美元和184亿美元，境内银行为满足企业远期保值需求净增持外汇头寸1024亿美元。同时，企业借用的境内外汇贷款余额下降1006亿美元。

  三是企业、个人等主体境外投资、消费、偿债等外汇净支付。2015年，境内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外汇净支付2538亿美元，主要用于对外直接投资、QDII项下证券投资、偿还境外融资以及境外留学、旅游、消费等。但外商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境外证券筹资等项下依然保持较大规模的外汇净流入。

  四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外汇储备的定义，外汇储备在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资金运用记账时也会从外汇储备规模内调出，从而造成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外汇储备流动性充裕 个人购付汇政策不变

  近一段时期，我国外汇储备持续下降，市场上产生了外汇储备流动性可能会耗尽的担忧。

  对此，王春英表示，外汇储备规模的增减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近期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动，主要体现了境内主体本外币资产负债的适应性调整，其中蕴藏着一些积极信号，可以从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分析，对未来外汇储备变化需要理性看待。

  从负债角度看，我国对外偿债风险有序可控。2015年9月末，我国1．53万亿美元的外债余额中，5063亿美元为中长期外债，短期外债中近一半是与贸易有关的信贷。从币种结构看，47%为人民币外债。而且，目前企业对外债务去杠杆化正积极推进，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后，一个健康的财务状况更有利于轻装上阵调结构，这也在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承受范围之内。

  从资产角度看，企业是藏汇于民的重要主体，并且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近年来已取得较大进展。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显示，2015年9月末，我国市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资产较3月末上升了525亿美元。

  此外，从个人购汇看，其主要有两方面用途：一是出境旅游、购物、留学等需求，这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二是个人配置外币资产的理财需求。但从本外币实际利差看，目前，国内人民币理财的基本收益率仍可达到4%，远高于境内美元存款利率和普通外币理财收益率，外币资产并不是国内个人理想的理财渠道。

  “关于个人用汇政策，目前，无论是5万美元以内的额度内购汇，还是5万美元以上的经常项下按交易凭证购汇，相关政策都没有任何变化，因此，个人还需要理性购汇与持汇。”王春英说。

  王春英强调，总体来看，无论是以外汇储备的绝对金额，还是以其他各种充足性指标（例如，外汇储备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进口、外债等比重）进行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都是充裕的，是国家抵御外部冲击强有力的基础。

  美联储加息推动资产负债结构调整

  在回答本报记者关于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有何影响的问题时，王春英表示，美联储加息将推动我国市场主体相关的资产负债结构顺周期调整，这是市场规律，也是必然现象。

  “过去几年，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时，新兴经济体均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跨境资金流入。期间，我国市场主体也倾向于尽量减少持有外汇资产，更多地借用外汇融资，这是在人民币单向升值、外汇融资成本偏低等市场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但也存在过度调整的成分，加大了我国跨境资金流入。”王春英说。

  近一段时期，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启动加息，我国企业等主体顺应环境变化，积极优化本外币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已持续多年的“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行为。

  王春英列举了近期外汇局的统计数据，她表示，企业的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进口跨境融资规模已从2014年6月份的高点3674亿美元，回落到2015年末的1646亿美元，相当于2011年美联储第二轮QE结束前的水平。

  “这种变化实际上有效释放了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我国企业积累的外部融资风险。”王春英说。

  从国际经验看，美联储加息将给新兴经济体普遍带来一定挑战。分析历史上和近期美联储加息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可以看到，受冲击较大的国家一般存在经济基本面明显恶化、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大等问题。

  不过，王春英表示，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相对较强。从我国情况来看，经济基本面总体良好，在经济体量已经较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而且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多样，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国际收支运行平稳、健康，货物贸易、经常账户持续顺差，长期资本继续流入，外汇储备规模较为充裕，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

  同时，王春英强调，美联储加息不会改变我国国际收支中长期保持基本平衡的格局。此轮美联储加息的目的是货币政策正常化，而非给过热经济降温，并且还需要考虑美国经济金融运行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影响，包括其他经济体在溢出效应下的相关变化也可能反过来影响美国。因此，美联储加息可能是一个缓慢谨慎且符合预期的过程，美元指数在加息前后也是有波动的，部分市场影响可能会逐步消化。

  此外，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经济复苏前景较好，有利于稳定我国外需。“当然，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从根本上还是由国内经济基本面决定。未来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深化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国内经济有望在调整到位后企稳回升，进一步奠定我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基础。”王春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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