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业介绍：政治经济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业介绍：政治经济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是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南财经学院是由中南各省的中原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江西大学和河南大学的财经系科合并调整而组建的，所以，政治经济学专业集中了中南各省区的力量，在人才、资料各方面都比较强。这使学校的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一开始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一、学科发展历程与学术贡献

  该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后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初创与曲折的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

  初创时期历经艰辛，成绩辉煌，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之后，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其发展十分曲折艰难。这一时期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初创阶段：1950—1958年。

  20世纪50年代，学校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以著名经济学家马哲民教授、朱剑农教授为带头人，集结了刚从中央党校毕业的张天佐、庞博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回校的张寄涛、杨怀让、自鸿彦、王时杰、郭慧珍、邱丹、刘兴邦等教授，力量比较强，是全国理论界比较活跃的一支学术队伍。

  马哲民（1899—1980）教授在解放前就是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和福州高等工业学校，后去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社会学。“五四”运动后回国，在上海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陈潭秋创办《中外通讯社》。1922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曾先后在暨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等多所学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曾著有《国际帝国主义论》、《经济史》、《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基础知识》、《社会经济概论》、《精神科学概论》、《新社会学》、《论抗战建设经济问题》等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解放后，曾一度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50年代任中南财经学院院长，对推动学校政治经济学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朱剑农教授（1910—1986）也是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从1927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起，50余年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理论，在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土地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以及在农业经济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索。早年参加革命，1935年出狱后，到日本民治大学留学，研究农村经济，并对比研究了中、日两国农村社会经济性质和阶级关系状况。同期阅读了大量日译本马列著作，深受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思想影响，从此立志以毕生精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回国后，曾先后在四川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放后，朱剑农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写出了大量的经济学论著。1950年，他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土地政策教程》；1955年，他又写成《我国过渡时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一书。此后，有《价值及价值规律在各种社会制度下的作用》、《我国过渡时期的农业地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土地肥力经济原理》等有影响的著作问世。他较早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劳动产品，不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是商品，并指出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亦有一定作用，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宽派论”（即主张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的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之一。

  20世纪50年代，由于学校的政治经济学学科队伍实力强劲，科研水平较高，因而在全国影响较大，与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共湖北省委党校一道被经济学界誉为“湖北经济学界的四大金刚”。

  这一阶段在教学方面的特点主要是使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课书，当时叫四、六分册，也叫黄皮本（因为封页是黄色的）。当时把它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教材，也作为教学和科研的主要依据。这本书的特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三卷的高度浓缩，从商品、货币开始，一直到剩余价值分配。社会主义部分是介绍1953年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虽然讲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也讲了一些苏联的实际问题，但缺少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中总结出来的理论。

  2．“扬弃”阶段：1958—1975年。

  50年代末60年代上半期，全国举行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大讨论。其背景是：50年代，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1959年，张春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主张取消按劳分配，实行大锅饭。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课书中，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只要存在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应当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他同时又认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本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只是商品交换的形式。毛泽东明确反对中国所谓“理论家”主张取消商品和货币的观点。由此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学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师积极参与讨论，并把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贯彻到教学中去，同时写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例如，张寄涛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郭慧珍写的《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一文被收入大讨论的全国论文集。

  这一阶段在教学方面的主要特点，是扬弃四、六分册。中苏关系破裂前，各高校一直采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扬弃苏联版本的教材，编写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材。中央宣传部组织哲学、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的教材编写，同时也允许各地方编写。湖北省宣传部组织了政治经济学的教材编写。由于学校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力量比较强，湖北省这门课程的教材是以学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为主编写的。他们着重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以此为指针来编写教材，改变了过去主要依据苏联权威和经验的做法，而主动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来编写自己的教材，并付印成书。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扬弃苏联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这一时期，由于该学科在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方面起步比较早，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3．扬名阶段：1975—1979年。

  1975年邓小平任代总理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是胡乔木，副主任为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央政治研究室要编写一本《马恩列斯毛论社会主义经济》，其目的，公开说法是工农兵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需要，但实际上想以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的思想，批判“四人帮”的胡作非为，特别是由“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的观点。首先，于光远让戴成（学校1954级学生，时任人民出版社经济室编辑）负责组织编写。戴成在湖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决定由武汉大学和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来编写，具体由湖北财经专科学校的杨怀让、王时杰和武汉大学教师曾启贤、汤在新教授负责。这次编写工作的要求有五个特点：第一，编写要保密；第二，这次编写是国务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需要；第三，半年之内编写出来；第四，凡是有关经济的论述都要编写，不能遗漏；第五，编好后材料全部上交。但后来只编写了《马、恩、列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校与武汉大学的有关老师全面查阅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把所有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都摘录下来。当时是秘密进行这项工作的，因为很多观点，是“四人帮”批判的，如一长制、物质刺激、奖金、计件工资等在当时是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的。编这本书就是为了纠正当时理论上的错误，并以此为依据来解决现实问题，发展生产。成书之际，正好打倒了“四人帮”。在北京开会时，于光运教授对这本书大加褒奖。这本书对于拨乱反正，纠正一些过“左”的观点，全面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发挥了很大作用。

  1977年，为配合理论上拨乱反正，于光远同志希望把按劳分配的理论搞清楚。因为在“文革”期间，张春桥认为按劳分配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在于光远教授的倡议和指导下，郭慧珍、夏兴园、周彦文、彭星闾等教授参加了讨论会，经过50多天的讨论与反复修改，完成了《按劳分配若干范畴的分析》一书，该书在1979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内涵上界定了按劳分配的若干范畴，而且是分层次来探讨的，从而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理论问题。得到了于光远教授的充分肯定，该书参加了全国第三次按劳分配讨论会，在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二）继承、发扬、改造和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这一时期，学校政治经济学从大的方面说，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不断发展的，但从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发展的特点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继承、发扬阶段：70年代末—90年代初。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以及这些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更好地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因而，对政治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湖北省政治经济学界的王牌之一。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高层次学历的拔尖人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寄涛、王时杰、夏兴园、胡逢吉、郭慧珍、周彦文等教授一方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政治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效益等问题，该学科积极投入对这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张寄涛教授组织和参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一书的撰写工作，该书198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得湖北省社会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张寄涛教授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剩余劳动理论基础上，撰写了“马克思的剩余劳动理论和社会主义剩余劳动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一文，对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作了探讨。他认为，《资本论》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剩余劳动”这一概念，即把“剩余劳动”作为反映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特定范畴；把“剩余劳动”作为各个剥削制度共同具有的范畴以及把“剩余劳动”当作人类文明时期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前两种“剩余劳动”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一般范畴的剩余劳动却始终存在，变化的只是它的特性和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剩余劳动也表现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形态和价值形态。由于该文在社会主义剩余劳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文被收录于《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中，并于1984年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此后，张寄涛教授与夏兴园教授继续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并撰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一文，明确界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的内涵，区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属于生产劳动范畴的部门，并且提出社会主义商业部门也属于生产部门。这一观点对研究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促进合理安排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该文被收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论文集》中。

  以王时杰、夏兴园、郭慧珍等教授为主要成员的研究组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必须以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为此，他们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效益学这两门新学科，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绝对经济效益、相对经济效益、综合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率等一系列新观点，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先后出版了由王时杰、郭慧珍、王东京撰著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以及由王时杰、夏兴园主编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益》，由王时杰主编、郭慧珍副主编的《经济效益学》等专著，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时，王时杰教授等人全面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各个部门经济效益的特点、衡量指标和提高途径，对各种经济效益作了综合与归纳，从经济效益的内涵、特点、构成与优化出发，提出了绝对经济效益、相对经济效益、综合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率、相关经济效益、扩波经济效益等新概念；着重阐明了智力生产与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结构经济效益与规模经济效益、潜能经济效益与相关经济效益判断。

  在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时，王时杰教授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有关理论的科学成分和分析方法，建立了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新的理论体系；在吸纳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一些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实际，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并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类型、体制、机制、就业以及发展战略方面，探索了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和一系列原则、模式。首先，王时杰教授从分析影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出发，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规律及其特点，并首次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概念，阐述了其内涵，认为经济发展质量依次表现为劳动效率、投入产出率、科技贡献率，最终归结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其次，他论述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互动规律及特点；阐明了社会主义就业理论，提出了四种就业目标模式以及经济运行四边形等新理论观点。他不同意将就业与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立的观点，认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恰恰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可以逐步缩短劳动时间，从而解决就业问题。第三，王时杰认为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在于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五条最低界限，同时指出研究社会劳动生产率应当区分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和劳动的技术生产率。

  八九十年代，中国正处于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界思想活跃，不断突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框架，大胆借鉴吸收国外经济理论，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由于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理论较为系统成熟，理论界出现了研究东欧经济学的热潮。张寄涛、胡逢吉等教授在全国较早对苏联、东欧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进行宣传和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寄涛教授与钟朋荣共同研究并联名发表了四篇研究“短缺经济学”的论文。这四篇论文在对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进行简要概述的基础上，概括了科尔内的观点：短缺在社会主义国家是长期普遍的现象，造成短缺的原因在于微观的软预算约束，而微观的软预算约束存在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详细分析了科尔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在短缺条件下如何运行的理论，认为科尔内的论述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不仅突破了以往那种对生产关系本质解说的局限性，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点提出了新思路。胡逢吉教授对短缺经济也作了探讨，撰写了《“短缺经济”辨析》、《对社会主义短缺理论的几点商榷》、《短缺与价格》、《短缺理论述评》、《短缺问题综论》等论文，认为短缺并非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与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并无必然联系，结构性短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具有客观必然性，而总量短缺的形成则在于主观原因，即宏观经济决策的失误和微观的软预算约束，并提出了衡量短缺的两个标志，解决短缺的基本思路应进行多层次思考。钟朋荣同志在《评锡克的三渠价格模型和自由价格思想》一文中，对锡克的三渠价格模型和自由价格思想作了详细阐述，尤其是详细阐述了锡克的关于三渠价格模型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及最优方案选择的理论，并对锡克的价格改革目标模式作了阐述，认为中国改革目标模式不应是单一的自由价格模式，而是极少数计划价格与大多数自由价格并存的模式。胡逢吉教授在《<新经济学>述评：兼评布哈林对原始积累论的批判》一文中指出，过渡时期不发达国家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工业化资金相当部分要依靠非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转移提供，但并不存在原始积累规律。胡逢吉教授还撰写了《“斯大林模式”述评》，试图从评价“斯大林模式”中探求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总之，80年代中后期，该学科对东欧经济学理论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价格改革上的探讨，对中国价格改革在理论上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改革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同时对短缺经济的研究，对80年代中国短缺经济环境的解决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张寄涛、胡逢吉、夏兴园和周彦文4位教授共同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他们区分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与“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两种提法的理论含义与本质，明确提出要把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全面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范畴、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原因及其地位，社会主义资金运动、商品市场、经济杠杆，并探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在这本著作中，张寄涛教授较早在学术界提出了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共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领域的观点。该书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作为研究生教材，被评为财政部第二届优秀教材二等奖。

  1986年，中国经济生活出现了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局部失衡，出现了一定的通货膨胀，中央强调要加强和完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这时，该学科接受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和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进行了《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经济搞活相结合》课题的研究，以张寄涛教授为主持人的课题组深入到机关、企业和各部门进行了座谈、访问和调查研究，写出的研究报告《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经济搞活相结合》，受到武汉市党政领导的好评，武汉市人民政府以文件形式发往各有关部门参考。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张寄涛教授主编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一书（中国计划出版社，1989年出版）。该书较全面地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政策、方法以及如何对投资、消费、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领域的调控等问题。该书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世纪80年代，杨怀让、王时杰、周彦文等教授主编了各类政治经济学教材，并多次再版，在全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如王时杰、刘兴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怀让组织全国14所财经院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1993年，周彦文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是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全国财经类通用教材。与此同时，王时杰等教授还走出校门，为省内外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2年，配合全国有关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王时杰应邀为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市长黎智等市级领导同志讲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1983—1985年，王时杰、郭慧珍应湖北省委讲师团的邀请，在湖北省电视台为全省有关干部讲授《政治经济学》。1985年，党中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后，王时杰应邀为黎智、吴官正等武汉市级领导同志讲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此外，刘烈龙教授1985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计划调节与调节计划》一文，提出了“调节计划”的新概念，认为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是调节计划的内容和手段，而不是计划调节的形式。

  同期，学校一批政治经济学的后起之秀，如朱延福、王东京、赵凌云等中青年经济学家也开始崭露头角。

  2．改革、创新阶段：90年代初至今。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多方面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学科的发展表现出多样化的创新和发展趋势。同期，该学科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轨，在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形形色色的地下经济活动也在大肆滋生繁衍，诸如倒买倒卖、走私贩毒、制假售劣、卖淫贩黄、偷税漏税等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正常秩序，干扰国家宏观调控，妨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学界只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借鉴西方“寻租”理论对地下经济活动作了零碎的研究。因此，加强对地下经济活动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1990年，夏兴园教授申请“中国地下经济问题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这是全国第一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关于地下经济研究的课题。学校经济研究所随即成立了以夏兴园、万安培、卢现祥、杨云彦、戴炳源、曾繁华、廖涵、朱巧琳等人组成的“中国地下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组”。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中国地下经济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课题组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了我国大量的地下经济事实，掌握了大量有关地下经济的资料，就地下经济现实状况编写了一套《地下经济从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就偷税漏税、拐卖人口、地下金融、隐形就业、走私贩毒、世界各国地下经济进行了描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这套丛书由《财经动脉大流血》、《撩开“经济黑人”的面纱》、《神秘的金融王国》、《金饭碗、铁饭碗、黑饭碗》、《走私贩毒面面观》、《席卷全球的地下经济狂潮》组成。之后，万安培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黑市活动现状及对市场秩序的影响》，研究过程获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万安培教授还克服困难，对我国租金规模进行考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租金规模动态考察》、《租金规模变动的考察》等论文。他从商品差价、利差、汇率差、进出口许可证管制、税差、公共福利待遇、股份制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过程、行业垄断等方面估计中国1992年租金规模，并依1992年租金价值构成，对1992—1997年5年间租金价值构成规模的变动进行了分析。万安培教授对租金规模及变动趋势的考察，对于认清下一步改革重点、难点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对于估计腐败现象滋生的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万安培教授对中国地下经济活动历史也作了研究，他与邹进文教授合作出版了《社会经济病态寻根》一书（湖北民人出版社，1995年版），考察了从先秦至今各个时期地下经济活动表现形式及其特征，并从经济、政治、心理等角度探讨其原因，挖掘了历史上整治地下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全国第一部研究地下经济史的专著，对了解各种地下经济活动渊源及借鉴历史整治对策有较高价值。夏兴园教授在课题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建立地下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就地下经济学学科体系、主要内容、分析重点以及科学方法论等问题进行探讨，组织编写了《地下经济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还通过对地下经济与资源配置、经济体制、货币流通的关系，地下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领域表现形式和特点的分析，探寻地下经济活动特征及规律，并就如何规范我国市场秩序和规则、整治地下经济活动提出建议和对策。此书出版后，获得经济理论界的好评，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地下经济学理论专著，填补了我国地下经济学学科领域空白，具有现实性、系统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的特点”（王惠玲）。对于课题组在地下经济学开拓性的研究和取得丰硕成果，经济学界给予高度评价，著名经济学张卓元、夏振坤等人誉之为“对我国经济学领域一个较为薄弱环节作了可喜的贡献”；《中国地下经济问题研究》一书，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夏兴园教授撰写的学术论文《“地下经济”三论》，获得“湖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后来戴炳源博士在夏兴园教授指导下出版了《地下经济理论与实证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就宏观经济与地下经济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夏兴园教授因其对地下经济学创立、发展有重大贡献被誉为“我国地下经济学的拓荒者”。

  该学科在国内较早开展地下经济问题研究，一直处于该研究领域的前沿；不仅把国外有关理论特别是索托、法伊格的理论率先介绍到中国，而且首次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开创性地探讨中国地下经济问题。经过长期系统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课题，出版一系列学术专著（含译著《地下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造就了一支在全国深有影响的地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术团队。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还一直面临着社会转型。所以，中国如何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便成为国内外经济学家共同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于这种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不仅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而且传统的西方经济学都不能对此作出很好的解答，所以，以中国的现实为素材，借鉴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研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便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的条件下，学校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围绕中国经济转型问题进行研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例如：赵凌云教授，从物理学的场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从而构建了一个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理论框架；朱延福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本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转轨特点和过程，他称之“受控核剧变”；林汉川教授对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型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卢现祥教授在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转轨过程的一些改革和发展问题；吴光炳教授对中国转型企业家成长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程启智教授从个人投资的角度研究了转轨时期，中国大众的储蓄、资产选择及投资行为对中国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戴武堂教授对港澳台经济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范新成教授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问题。这些成果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学校政治经济学专业自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寻求培养研究生的最佳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方法，特别是经济研究所以张寄涛、夏兴园、胡逢吉3位教授组成的研究生导师组，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经济理论研究生的方法，其成果《培养经济理论研究生的途径与方法》，1989年被评为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二、学科建设与研究生

   培养的主要的经验

  （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指导思想

   该学科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把握，领会其精神实质，“要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只有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才能运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由此，该学科要求学生必须全面、系统地学习《资本论》，并组织了“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系列专题报告，以辅助学生学习《资本论》。与此同时，在该专业的研究生中，还重点开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社会主义经济》课程，让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生对中国国情有真正理解，对国情的认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

  （二）紧跟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合理开设专门课程

   随着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需要不断向前发展，经济理论的教学同样需要向前发展。该学科在教研过程中，不仅要求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引导学生学习当代东西方各主要流派的经济理论，藉以扩大视野，在比较鉴别中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他们密切注视改革实践的发展，注意从实践中吸收提炼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与专业要求，为避免知识老化，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钻研当代东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历史经验进行再认识，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以丰富教学内容。在此期间，政治经济学专业除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古典著作原著的教学外，还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开设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研究》、《经济体制比较》、《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论》、《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等课程。由于紧跟时代步伐，紧扣社会热点，同时教师不断把科研成果引入教学内容，开拓、丰富了这些课程的教学，受到学生们一致好评，有的课程还出版了同名专著。

  （三）坚持教书育人，言传身教

   在教学方法上，坚持强调打好基础，训练方法，要求学生在一、二年级时多读书，精读书，刻苦钻研，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培养严谨学风。同时，还特别注意通过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的方法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以提高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研究生导师们将教书育人放在首位，尤其注重育人。他们真心诚意地关心爱护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每届研究生进校，他们都要开一次师生座谈会，交流教与学双方的要求；每月开一次小型会，交流思想，探讨教学与生活中的问题；他们还经常到学生宿舍谈心，检查学习与纪律执行情况。在教育方法上，注重言传身教。他们严于律己，要求自己养成唯真理是从的唯实学风，做一个具有“理论良知”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把“要求学生做到的，老师必须先做到”作为为师守则。他们以其坚定的革命信念、严谨的治学态度、崇高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一届又一届学生。在他们的教育下，许多学生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栋梁之材。

  （四）坚持师生两个主体，强调教学双向适应

   导师组始终强调要充分调动两个主体的积极性，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引导学生学习，学生的主动性以接受教师的引导为前提；教学和培养计划应有一定弹性，适应学生需要，并及时摒弃过时的内容和及时增添新的内容；教学方法应具有灵活性，讲授与讨论的安排可及时调整。同时要注意共性与个性，既要有进行共性教育的一面，又要有进行因材施教的一面，充分调动学生发挥专长的积极性，真正达到“教学相长”的境界。《培养经济理论研究生的途径与方法》这一教学研究成果，不仅是张寄涛、夏兴园、胡逢吉等教授组成研究生导师组的多年教学经验的积累，也是该学科在研究生培养途径与方法上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

  由于该学科科研成果突出，对研究生的培养有方，因而，学校于1990年获得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授予权，至今已为全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具有博士学位的高级人才。